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1996年是中国通货膨胀的转折点。此时由1992年房地产泡沫所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在价格改革能量释放与制造业供给超过国内需求两个突出标志下，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具有了与发达经济体类似的运行水平与特征，进入温和通胀时期。但是，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劳动力数量达到顶峰、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通货膨胀面临内源性和输入型两个方面的驱动。从实体经济运行的观察上，人们感觉到，在中国的通胀成分中，输入型通胀与内源性通胀一样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相当一部分文献认为：进入新世纪，中国通胀水平与国际通胀水平的联动性大幅提高（张成思，2010，2012）。他们认为，在中国的通胀成分中，输入型通胀与内源性通胀一样，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通胀显著受到国际经济冲击的影响，那么，中国当前的通胀治理政策调整就需要从国内视角拓展到国际视野，即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还必须兼顾国际通胀水平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溢出效应。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作为最大的制造业经济、新兴市场的代表和迈向中等收入进程中的中国，其他经济体通胀对中国通胀的溢出程度到底如何？中国输入型通胀主要来源于哪些经济体？是否由发达经济体占据主导？中国对外的通胀溢出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从定量的角度更清楚地认识输入型通胀，抓住主要矛盾，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外部冲击，进而为后危机时代通胀治理政策的选择与机制安排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为此我们需要选择代表性经济体，并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进行考察。

出于对上述研究动机，本文设计一个动态分析框架，从多维信息溢出的视角来探讨中国输入型通胀问题，考察外部经济体对中国通胀输入的程度、来源及渠道。本文贡献在于首次将中国通胀置于全球经济的框架与系统中，全景式地考察了国际通胀间的多维联动关系；提炼双边通胀溢出指数，定量测度外部经济体通胀输入的强度和规模，并采用滚动回归分析方法提炼外部经济体通胀输入的时变特征；并结合中国与主要经济伙伴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情况，考察国外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渠道。

使用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俄罗斯、巴西、南非等14个代表性经济体1993年至2013年的CPI、贸易和直接投资数据，本文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多角度论证了中国与其他经济体通货膨胀的相互溢出效应，得出方向性和溢出程度的新认识。实证研究的结论是：

1、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呈现多样化形态，同时受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外部通胀的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自9个月到12个月期间，输入型通胀的影响程度达到稳定，与内部因素相比形成四六开的格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总体而言呈现稳定态势。因此，尽管中国的通胀成分中内源性通胀重于输入型通胀，但是输入型通胀已经占到40%，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冲击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冲击程度相当。

2、中国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溢出要强于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影响。这说明中国经济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整合性更强，贸易与直接投资上中国拉动发展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对方的通胀。而发达经济体受到中国通胀影响有限，其内部因素和区域经济内部相互之间的影响更为突出，且货币政策的自我调控能力更强也更稳定，这和发达经济体消费价格指数更依赖服务业有关。

3、贸易渠道和直接投资渠道是外部通胀传导的主要渠道，而贸易渠道更为突出。这是中国仍是出口强劲的制造业大国的缘故。但是考虑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态势，值得动态跟踪。

4、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波兰等主要制造业经济体的通胀的整合性渐显。在6个制造业大经济体中，中国与其他5个经济体的双向通胀溢出效应尤为突出。世界制造业中心地域的态势正在形成。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的背景下，输入型通胀的度量、监测与风险管理成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国内通胀的监测与周期性分析，以往我们着重考虑国内因素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素，而欠缺考虑主要经济体对于我们的通胀溢出效应。这就忽略了占到40%的信息源。因此，从政策的依据上考虑问题我们应当将国内通胀研究、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研究和国外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研究结合起来，形成涵盖上述三个方面的通胀周期性认知和预警机制。这不仅对于宏观管理层是主要的，对于行业组织的政策研究与企业通胀预防机制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