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王雅琦老师、谭小芬教授与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张金慧、博士研究生卢冰合作撰写的论文“人民币汇率、贸易方式与产品质量”发表在《金融研究》2018年第3期。张金慧为我院2013级本科生，卓越学术人才培养项目4期学员；卢冰为我院2012级本科生，卓越学术人才培养项目3期学员。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00-2006年合并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地，结合贸易方式，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能提高一般贸易产品质量，但却会对加工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发现这一结论对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都保持成立。在控制了其它可能的影响渠道之后，我们发现贸易方式的异质性仍然是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下企业产品质量反应差异的重要因素。另外，我们对总体质量变动进行分解并计算了各因素贡献度，发现在样本期间，存续企业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质量。同时，我们发现企业的进入退出会对整体市场产品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另外，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时，低质量产品相对高质量产品更多地退出市场，从而使得留在市场上的整体产品的质量得到提高。然而这一效应在加工贸易却并不明显。

关键词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品质量；贸易方式；质量分解

出口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仅靠压低价格抢占市场的出口策略已不可持续。努力提升产品质量才能使一国的出口部门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对贸易的研究关注点也应从规模转向质量（施炳展等，2013）。近来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提升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时机。国家往往利用汇率改革引导资源的流向及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人民币持续升值一方面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优势被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能够以更低价格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人民币升值刺激了这些产品的国内需求，可以推动我国贸易结构向高技术行业倾斜。在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产业升级大背景下，研究汇率对产品质量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就我国出口贸易的特点来看，加工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且我们发现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企业在发展模式上有着显著区别。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企业进行了区别分析。2000-2006年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平均值为55.54%，从2000年的56.50%下降到2006年的54.59%。而从更长区间来看，在2000-2010年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平均为52.51%，这一比例在2014年更是下降到了37.76%。加工贸易是我国与他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形式，既能利用国外的品牌和技术优势，又可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但与此同时，加工贸易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对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和工资水平较低，研发支出较少。我国在2009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率仅为67%，远低于美国（89%）、日本（85%）等国。此外我国近年来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人口红利优势正在消失。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74.8%。企业的低成本策略已不可持续，其应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培育自主品牌，提升自身技术与产品质量，实现转型升级。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变动不确定性增大，会对企业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文献研究表明，本币升值使得企业有动机提升产品质量。Melitz（2008）和Berman等人（2012）指出当本币升值时，企业出口价格竞争力被削弱。梁中华和余淼杰（2014）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来自收入创造能力下降和销售利润率降低两个因素。另外，根据Hallak和Sivadasan（2009）构造的理论模型，“性价比”又是决定消费选择的关键变量，因此企业有动机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维持利润。此外从结构因素来看，本币升值会使得低效率的企业和产品退出市场，从而对企业间和企业内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提高企业生产率（余淼杰和王雅琦，2015）。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与一般贸易企业不同，加工贸易对汇率变动敏感性较弱；此外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通常利润率和产品增加值较低，产品质量提升空间也相对较小。因此我们预计当本币升值时，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提升质量来维持利润的概率较低，而更多的是通过压缩自身的利润空间。当利润空间压缩到一定程度时，加工贸易企业将退出出口市场。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汇率、产品质量与贸易方式结合起来，基于2000-2006年合并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同时探究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面对汇率变动是否表现出异质反应。之后，本文对质量变动进行分解，探究企业及产品进入、退出市场对整体产品质量变动的影响，并测算了各因素的相应贡献度。最后，本文进一步按企业所在行业、省份以及所有制形式分类进行子样本回归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目前研究汇率与产品质量关系的文献大多着眼于整体质量层面，如于津平等（2014）采用2005-2011年中国对147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数据，发现人民币升值能够提升用技术复杂度来衡量的产品质量。本文则主要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关注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贸易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第一，文章利用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汇率变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实质性提升和结构性因素两个维度出发，细致分析了汇率对产品质量影响的传导渠道。第二，本文从现实出发，探究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企业面临本币升值时在产品质量上表现出的不同反应，并分析了不同贸易类型企业质量变动存在差异的原因。许家云等（2015）较为全面地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分析了融资约束、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但没有细致分析贸易方式这一因素。本文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产品质量影响的基础之上，引入了贸易方式因素并进行了细致分析，这一因素在先前的文献中较少提及。考虑到贸易方式这一因素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与我国出口的实际情况有密切关系。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研究贸易方式与产品质量提升的关系，对于我国未来出口产品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三，本文通过质量分解从动态视角分析了产品质量变动的原因。施炳展（2013）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质量分解，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解分析，细化到企业-产品层面。而结合贸易方式，我们发现汇率变动对于不同贸易方式的产品的市场退出概率有显著差异。这在先前文献中较少提及。我们将质量变动因素分解为企业-产品间、企业-产品内、企业-产品组合进入和企业-产品组合退出四种效应，测算了每种效应的贡献度大小。同时本文将企业的进入、退出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比变动相联系，根据贸易方式对产品质量变动进行了模式内及模式间效应的分解。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围绕汇率、贸易方式和产品质量提出三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汇率变动要适应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状况的升值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形成机制。但同时要避免实际汇率过快升值，以免对贸易造成过大冲击。第二，要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机构，促进贸易转型，以提升我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降低其面临外部需求变化时的脆弱性。第三，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要着力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同时要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附加值，应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努力实现贸易转型，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